山西柳林县高红遗址

时间:2008-12-27   信息来源: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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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红遗址全貌

    4月8日晚6时许,北京,“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现场。

    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当会场上响起“山西柳林高红遗址的商代夯土基址成功入选”的声音时,现场的7位山西考古队代表差点都从座位上跳起来……“得到这个荣誉太不容易了!”惊喜之余,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马癉的脑海中,关于发掘的所有记忆开始一点点复苏,所经历的一幕幕酸甜苦辣又浮现在眼前……

    发掘源自课题研究

    柳林县,位于我省中部西缘,黄河东岸,吕梁山中段西侧,属黄土高原丘陵区,地势北高南低,三川河横贯全境。项目发掘领队马癉告诉我们:“这种地势往往适于古人居住”。

    上世纪50年代以来,当地农民因修田整地,陆续在吕梁山一线发现了一批青铜器。80年代,由国家文物局、省考古所和吉林大学专业考古人员组成的考古队相继在柳林、离石、孝义、汾阳等地展开调查,寻找商代晚期青铜器和同时期的遗存。

    1983年,考古人员在柳林高红村中发现了一个灰坑。“灰坑就是房子废弃以后,在原地挖出的一个大坑,其实相当于一个垃圾坑,扔废弃物的地方。”马癉说,灰坑的发现意味着这里曾经有人生活过。

    随后的调查,没有别的有价值的发现,调研工作中断。

    然而,就因为在普通人看来,这里没有出土有价值的文物,所以遗址没有遭到盗扰,相安无事二十多年。

    转眼来到二十一世纪。在国家文物局“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人类生业、文化与环境研究”课题中,我省承担的“黄土高原东部一万年以来人类生业与环境变迁”子课题项目,其工作区域就选定在柳林、吉县、保德三个县,其中柳林县高红村所处的三川河下游地区是这次调查的重点范围。

    “2004年,由省考古研究所、吕梁市文物局和柳林县文管所组成的‘高红遗址考古队’,来到这一范围展开了拉网式调查,重点在高红村南、被当地人称为柿枣垣的山梁上,展开了为期三年的主动发掘工作。”马癉告诉我们,主动发掘往往就是为了研究课题的需要或是制定文物保护计划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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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商代陶器

    阴湿土壤基址初现

    “从开挖第一块土,到成功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三年来的发掘十分艰辛。”长期驻守工作区的省考古队员王京燕告诉记者,考古队一共十几个人,由各个学科的专家组成,环境、生物、地质、植物等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

    那段日子里,队员们每年有七个月左右的时间工作在野外,还要承担一些重体力的工作。他们常常背着发掘工具和干粮,

    一大早从住地出发,步行5里爬到山上的工作区,一天要连续工作七八个小时,有时甚至要工作到深夜。

    晋西北一带本就少雨,加上遗址又在一个小山包上,工作区土质尤为干燥,难以辨别遗址的迹象。因土壤板结无法开工,有专家提出,用喷头往遗址区域浇水,像下雨一样,漫漫淋湿,让干燥的土壤一点一点吸收潮气,并加盖草帘起到保湿的作用。接下来的工作更加细致,考古队员们手拿铁锹、手铲,开始了漫长的发掘。

    经过两个月的工作,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陶片、兽骨,还有少量的石刀、骨镞、卜骨、原始瓷片等印证商代的实物资料。

    2004年6月的一天,王京燕和队员们一大早就出发了,在她看来,这天的工作和之前无数次的发掘清理一样。但是,一个意外发现让这一天不平凡起来。在山梁东南角修梯田的断崖上,考古人员在一片绿草丛中发现了一段保存较好的夯土,拿标杆一量,高近3米,长30多米。剥掉表层的灰土,均匀的夯层清晰地展现在眼前。每层夯土厚约6至7厘米,而且根据断崖走向的不同,断续分布着成片的夯土。以她多年的野外考古经验,王京燕推测,这些夯土可能是建筑基址。

    王京燕介绍说:“在古代,建筑大多都是夯土墙的建筑。夯土用的并不是泥巴,而是一种湿的黏土,根据所需要的形状用绳子与木板做成槽盒,向盒中边填入湿土,边逐层砸实,最后取掉木板,抽掉绳子,墙就成型了。而这砸实了的土就称为夯土。”

    随后,考古队员们在各自负责的探方区域内,开始了仔细的求证工作,大家都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那段时间,每天都有队员发现新的残房夯土基。在王京燕负责的探方内有一座残房基,夯土基址东西长46.8米,南北宽15.4米,面积达720平方米,是整个工作区域中最大的一组夯土基址,大致位于建筑群的中心。凭借多年考古的直觉和敏锐的洞察力,她认定,这里当年的建筑规模应该相当壮观,是宫殿一类的房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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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商代陶器

    规模庞大再现辉煌

    那么,这群建筑到底有多大规模?经过5个月的发掘,考古队共发现20余处夯土基址,总面积达4000余平方米。

    夯土基址集中分布在山顶东南地,土质纯净,夯层厚在5至6厘米左右。形状有不规则形、长方形、“回”字形、曲尺形等。夯窝对称分布,似用五六根木棍捆绑起来做夯土工具。“这种夯土的建筑方法和商代中原地区的一致。由于水土流失和冲沟的破坏,已经难以看出夯土建筑的整体布局。”马癉研究员介绍,从遗址所处地理位置看,南、东、北部坡度较缓,三面环水,西临陡崖,易守难攻,防御性极强。只有掌握了一定的建筑理论和熟练的营建技术,才能完成如此大规模的夯土建筑,这是有组织的集团力量才能做到的。

    有研究表明,晋西北、陕北高原一带,在商代晚期可能是某政治集团的活动范围。也有史籍记载,商代晚期,在商王朝的西北部、北部活跃着工方、鬼方、土方等小方国。著名学者李伯谦先生曾专门研究过与商王朝保持友好关系的方国居地所在,以及这些方国经常受到西边工方的侵扰的情况。他指出,“汾河以西,石楼、绥德为中心的黄河两岸高原山地应该就是邛方的居地。”

    王京燕由此得到启发,高红遗址就位于北部工方或以工方为主体的诸方国联盟和商王朝交锋的前沿阵地。她介绍说,在2005年和2006年的集中发掘中,考古人员有针对性地对夯土建筑基址进行局部解剖,新发现了22号夯土建筑基址和院落,弄清了8号夯土墙的分布范围,又在26号夯土房北墙外侧发现了版筑墙后的遗留。由此推断,此处可能曾是某个政治集团的权力中心所在,是一支和商王朝处于敌对状态的方国。

    “在吕梁山区能发现这样一处3000多年前的夯土建筑基址,这在我省尚属首次。”马癉研究员指出,无论它是商代方国的城址,还是用于军事目的的城堡式建筑,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在该遗址中提取的动植物标本进行多学科研究,复原了解高红遗址人群当时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可以进一步认识吕梁山青铜文化的来龙去脉,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吕梁一线人类的迁徙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也因此,在本届考古新发现评选中,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张忠培给出较高的评价:该遗址的发掘进一步确认了过去零星的发现属于哪种文化,确认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发现的遗址具有宫殿规模,这就增加了这种文化的内涵,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到这种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文明水准。这个发掘推进了这类遗存的进一步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当时商代在北部有一个强大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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